有一本别样的小书，用数字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生活全景图，记录了我们每个日子的轨迹，有哭有笑，有爱有恨。本期《文坛开卷》，我们来到了这本书诞生的地方，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与该书的主编，也是零点董事长，资深独立媒体人袁岳先生，一起聊聊数字里的中国，时光中的我们。
精彩视频回顾：
【文坛开卷】袁岳：我是爱读书的生意人
以下为访谈实录：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生意人
文坛：今天我采访的是一个比我更有采访经验的人。很多人说您是著名的企业家、公共知识分子、青年人的精神领袖，在这么多角色当中，您觉得袁岳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袁岳：生意人吧。
文坛：为什么？
袁岳：我本来就是做生意的，其他的事情是顺便做做。
文坛：那采访和写书呢？
袁岳：顺便做做，都是忙里偷闲做的事。
文坛：我看您的博客和微博，觉得您真的是挺忙的。
袁岳：绝大部分人都能做到，只是不去做。我能做到的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都能做到，区别就在于我去做了，而大部分人不会做。他们宁愿多做一些没意义的事也不会做这个事，区别只是在这里。
文坛：您现在也在做关于财经和其他类型的几档节目？
袁岳：财经类、国际时事类、创业职人秀等，这些类型的节目都有在做。
文坛：这些不同的节目形式，您觉得您都能很容易地驾驭它吗？
袁岳：比如脱口秀节目。我本来就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上表演脱口秀。另外，我自身的知识面和我的兴趣都远远比这要多。我本人的训练基本上是关于哲学、社会学等比较偏人文科学方面的，同时我关注的范围也是在多个不同领域的。到现在我大概写了1200万字。在这1200万字中，社会学约占300万字，法学约占200万字，经济、财经相关的约占200万字，跟其他的社会公共现象等等有关的约占200万字。如果一个学者能够出五本书是可以作为学者的，一本书20万字，五本书100万字。那么，我在每个领域中，基本上都相当于一个或者两个学者。
新事物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文坛：二十年之后文学是否还会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在您这本《日子里的中国》中有一个段子我听起来觉得挺好玩：同为三国读者，70岁的爷爷在读《三国志》，40岁父亲则在听“品三国”，15岁的孙子却在看这种“穿越三国”。
袁岳：听起来有道理，我也觉得我没有必要为这个担忧。孔夫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周朝的文物是多么的光华美丽，我心里只向往周朝。在孔夫子时期他就已经觉得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了，只有周朝才是文章灿华的时代。我们想想看，今天还会有谁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你不写，有韩寒写。韩寒写的在我们“60后”看来那叫小说吗？连段子都没有几个，总是一句一句的写，代表段都写不出来，那还叫小说？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需要，读者都不爱读段的，就爱读句的。细碎化不仅是供应者的能力，它也是受众的能力。如果只有短句才畅销，那就是一个时代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的是劳动人民创造一个时代，一群人创造一个时代。
文坛：您又不担忧了。
袁岳：我乐观了嘛。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跟你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你的东西我也能理解，甚至我也觉得挺好，也懂得欣赏。可能的话，我也能够跟进，能够参与进来玩玩，跟年轻人对话。如果你不和年轻人对话，你就会觉得那是什么玩意儿。其实是因为你不懂，就像我们讲“屌丝”这种词，有的人活了四五十岁，都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只是念过这个音。人家“90后”到这个时代大大方方就把“屌丝”念出来了，我们所有人都跟着用，还觉得用得挺自然，这就是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日子在变化，我们要接受变化中间的合理性。但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不要把它看作是优越的东西，因为不一样的东西可以丰富现在的日子。
阅读与写作是我的本分
文坛：您对看书这件事很执着。到目前为止您读了18000多本书，让我觉得真不可思议，几乎是一两天就得读一本书。
袁岳：最多的时候我一天看8本书。
文坛：那还叫看书吗？
袁岳：当然，每一本书我都可以写读后感。
文坛：这么快，您怎么看书的？
袁岳：如果你在开始就懂得“一目十行”，“一目十行”是一种阅读方式。谁规定书只能慢慢读？大部分所谓的慢读书，三个月读完一本书，其实他也没有全天在读。只是睡觉之前看一页，第二天醒来又看一页，这样拖了三个月。三个月读完后他根本不知道那本书是干嘛的。对我来说，我用30分钟就可以读完一本书，我还知道它讲了什么，而且还能写下感受。如果你把“一目十行”当做一种阅读能力的话，很多人是可以培养这种能力的。如果你真的用“一目十行”看一本书，你知道看的速度是什么吗？是我翻书的速度。你看那些打字员为什么打字那么快，他是盲打的，根本不用过脑子。我们生活里大部分的研究技能或工作技能，都是可以进入盲打状态的，这是一种“反应机制”。就像一只猎狗从嗅到味道，到感知有猎物出现，再到把它抓回来，几分钟就能解决。
文坛：还是要付诸于行动。
袁岳：对。熟能生巧，你才有那个“巧”劲儿。对于一个从来不干活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些，因为他连书都不看，还谈什么“十行”呢？
文坛：刚才您也说了，很多东西，包括阅读这件事，是需要勤奋才能做出来的。
袁岳：阅读是一种习惯，写作也是一种习惯。阅读和写作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的基本技能。我是那种非常自然的对新书感兴趣，会迫不及待的想把它读完。读完之后一定要写个东西出来，写的东西还要跟我看到的东西做一个联系，联系完多写一点后，再把它编成一本书，给其他人看。不把它当成工作，只把它当成本份。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
文坛：2012年，您关注了哪些书？您认为哪些书读起来不但是有趣的，也是受益的？
袁岳：有一个小朋友送我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个巴西的作家写的，那本书非常好。一天到晚被父母、老师管着，到最后自己昏头昏脑的这类孩子，都应该读这本书。它能感动你，看完那本书你会感觉到有某些东西在刺激你。
文坛：再说一两本。
袁岳：我以前读过一本书，叫《草原帝国》。讲的是通古斯民族崛起的历史。从蒙古以北一直到北冰洋，被称作通古斯平原，由俄罗斯远东和外蒙古构成。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点在什么地方呢？中国这么多年，在汉人的帝国发展历史上，最受困扰的其实就是北边的边史。因为南方我们基本都搞定了，就北边搞不定。
我最大的知识缺憾就是被一些历史知识所困扰。我们老受北边边史的侵扰，但就搞不明白那帮人是什么情况。通过这本书你就能明白，它为什么富有强大的能力，同时又豁然兴起、豁然灭亡。为什么它可以持续不断的更替，但更替又不会延续很长时间。那本书非常好的解决了我历史知识中一个巨大的困扰。
我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别人推荐几类书看。我现在推荐的几类书是环保、特殊人文知识、社会关系、创业、未来学，如果再加一个的话，是管理基础知识，指管理的社会学基础和管理的心理学基础。
我们该如何看待就业与创业
文坛：现在这个年代很多时候都要拼。
袁岳：“拼爹”只是一种说法。就像一个公司里面，最好的职位绝对不会给“拼爹”的孩子。我的好朋友给我推荐的人，我就给人力资源，我不会告诉他这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他跟其他人一样。一个“富二代”接了班，本身他自己的能力可能就不是很强，再不找个能力强的人帮着干活，那公司不就没了吗？所以今天大部分在抱怨的人，我认为都不是好孩子。“屌丝”已经够悲惨了，抱怨的“屌丝”是“怂人”，是这个社会不需要的人。
文坛：现在零点的员工里，有多少“90后”？
袁岳：“90”后大概占5%到6%。
文坛：因为我看到你很多文章里都特别提到“90后”。
袁岳：在2004年的时候，我第一次提出了“80后”和“90后”之间的差异。“90后”在社会化程度上超过“80后”，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占的便宜会比“80后”的多。“80后”平均被推迟了三到四年的任用机会，“70后”可能26岁就当部门经理了，他在“80后”的时代中间。由于不放心，所以一个公司在选部门经理时是不会任用二十五六岁的“80后”的。
文坛：为什么呢？
袁岳：因为他的各个方面就像没长开的样子。其实“80后”是比较吃亏的一代，前面会被“70后”比下去，就会被推迟。到“90后”，他后面晚来三年的人比他还行，结果就被先提上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70后”长期管“80后”，“90后”优先管“80后”。所以相对而言，看似“80后”有十年成长期，实际却只有5年到6年的任用机会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80后”是相对被压缩的。你看大部分公司里面，“80后”当经理的比重特别低。比如我们公司，在30岁时能够进入高管层的就只有两个。但是大部分“70后”都是在28岁的时候成为高管的。
文坛：还真有这个现象。
袁岳：当然，也有一个原因是前面掌握任用标准的人，还用比较传统的观念要求他。而“80后”是一种新方式，所以在体会这种方式和价值的时候，包括跟你对话的那种舒适度，会让比较传统的人不爽。只有当他们看顺眼的时候“80后”才有机会。而“80后”配合度又不高，一圈下来，前面看到的人到后面就不用看了，因为他不在了。所以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衔接。但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20年的时间，人在变化，一个国家的人文也随之变化。
文坛：我看到你们的书里有一个表，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很吃惊。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比如现在中国的年轻人27岁就能拥有第一套房子，而日本人四十几岁才有第一套房。这是不是反射出中国现在的教育问题，什么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袁岳：社会心理都有他的来源。一个年轻人，如果把有限的那点钱也换成房子、车子了，还要供房，你可以想象，以我们今天普通的一个年轻人，把所有的钱都放在这个上面之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保障了。
文坛：实际上什么都干不了。
袁岳：对，因为你的所有资产变成了“不动产”，你就成为了“不动人”。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概念？是我把所有的东西，比如自己的稿费、借的钱、能够哀求到的所有朋友，都投在创业这一件事情上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孤注一掷。你把所有的事情放在房子上，我把所有事情放在企业上，这两个是不同的选择。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风险，如果做的不好，公司是没了。但是一个创业过的人到其他公司就业时，比如做业务销售，创业过的人就是会比没创业的人强很多。
文坛：他经历过。
袁岳：不是一般的经历过，创业的人会把老板的东西当做自己东西卖，而就业的人卖谁的东西都觉得是老板的东西。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卖的不一样，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人懂了门道之后，才知道这个世界天无绝人之路，当然，选不同的路跟你自己的特性相配合。《日子里的中国》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如果你从单一的人来看，有很多愚蠢的人。第二个角度是你从大树来看，老百姓真正的智慧在大树里面。什么叫大树里面？为什么那些人都去创业？为什么那些人都不会创业？你不要以为现在的“80后”、“90后”不创业，“80后”、“90后”在过去十年中间创造的“网店”，也就是“网上个体户”的总数，比“70后”、“60后”、“50后”、“40后”都加起来过去34年创造的“线下个体户”的总数还要大。线下到目前为止是4700万，网上是5800万个网店。而87%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说他们在不经意间已经在创业了。京东商城的刘强东就是从人民大学摆小摊开始的，现在那就是“网摊”，这就是创业的起步。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只要在抱怨的人就是没有行动，只要行动的人，车到山前必有路，你总会找到有一条路。
“上紧发条”的生活并非坏事
袁岳：很多人只是找到了价值的一个点，价值如果没有多个点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不能称其为价值。有的人整天全部是钱，所以为什么有个电影叫《甲方乙方》，全是钱的人不知道生活有什么意思。直到有一天把他放到山沟里饿成像狗一样，他才知道吃饱肚子是很有意义的。这种跨越体验会让你认知生活的价值。我觉得很多人活得太局限、太拘谨、太单一。所有的事情都不用做，基本上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因为没有勤奋过、没有真正奋斗过、冒险过、探索过、也没有紧张过，就会觉得生活反而很没有意义。
文坛：你觉得现在这种人多吗？
袁岳：多。我觉得和我的同代人相比，总量至少在十倍以上。
文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袁岳：很简单，因为条件好了以后大家的生活方式单一了。
文坛：其实这个话题只是打开了你这本新书《日子里的中国》的一小点，“上了发条的中国人”、“被网住的中国人”等等。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确实能感觉到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有一种感同身受。因为这个时间段正是我步入社会很关键的二十年。但感同身受的同时，我也在反省，这20年真的进步了吗？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这种亲近感，真的是在进步吗？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退后了。
袁岳：我这么说吧，你可以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没有人愿意生活在20年以前。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连饭都吃不饱。其实这种感受，就叫“习得性遗憾”。就是坐在得到的东西上表示遗憾，让你回去活你不会愿意的。20年前的北京，吃面和吃粮这两件事情，你没得选择。那个时候亲情再多，都吃不上一口饭，所以不会想回去。“习得性遗憾”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判断，这叫“人文知识”，人们对自己的生活经验，一方面要有了解，另一方面还要懂得怎么去看它。“上发条”是坏事吗？我们其实往前面去看的时候，全世界人民在发展的时候，都是以“发条上紧”为前提的。像工业革命之类的“发条”都是“上紧”的，“上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才会回缓。也就是说这个上紧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职业效率的需要，正好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你就在紧的那个时代，它一定要达到一个水平之后才会趋缓。所以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不是是非，不是好坏，你没法选择时代。即使让你选择时代，让你回去，其实你是不愿意回去的。今天这个社会所具备的丰富，某种程度上是选择的自由性。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骂北京市政府的能力，如果在20年前就会被抓起来，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让你说这样的话。
文坛：你觉得言论更自由了？
袁岳：实际上，站在西方人的角度看不到这个东西，他觉得没有他们要的这种东西。我们站在一个从物质底下上来的人，我们就会知道，给你的空间完全不是同一个空间。为什么我们要叫《日子里的中国》？我作为一个专栏作家，一直都在写东西。我在中学时代就投稿，下海做了生意我还在投稿，我一直是一个投稿的人。一个投稿者对于什么稿子被使用以及被删掉是非常敏感的。把所有的日子连起来看的时候，会给你非常大的空间。当我们把所有的日子分开，只看现在的，你会抱怨。而当你把它连起来看又是另外不同的感受。这本书特别的意义在哪里？就是模拟你要看的1997年、2000年的数字，你要放到那个境况下来感受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