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发达国家，美国农业是强势产业，欧洲的丹麦荷兰等资源小国，甚至中东的以色列，农业都可以称为强势产业。但东亚地区的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尽管在提升农业竞争力方面付出一些努力，老龄化问题仍然突出，规模经营推进缓慢，农产品自给率不断下降，在全球范围内并未表现出与国力相称的农业竞争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活力不足，而相关扶持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学习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规避失败教训，应该在土地制度、经营制度、扶持政策三方面有效作为，积极创新，为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土地制度要有利于规模化经营。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理解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理论内涵，促进形成承包小农和经营大农并存的格局，提升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竞争力。要从更高层次理解三权分置的重大意义。
其一，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推进三权分置，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基础上，通过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调整，重构土地经营主体，赋予了分散经营层次和统一经营层次新的内涵和活力，使双层经营体制表现出广泛的适应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其二，有助于提升农业竞争力。进一步放活经营权，通过市场化机制让有意愿、有能力的经营者使用土地，可以促进土地资源要素适度集聚；适当强化经营权权能，有利于稳定土地实际经营者预期、保障经营者权益，吸引土地经营者增加长期投入，促进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其三，有助于促进农民的分化。剥离农民的身份特征、还原农民的职业功能，是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对建设强势农业、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通过从承包权中派生取得经营权，可以凸显承包权的财产属性和身份属性、强化土地经营权的生产经营功能。这既方便部分农户自主选择割裂与土地的经营关系、离开农业农村成为新工人新市民，又为部分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和新的群体进入农业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制度演变，与生俱来的农民身份印记将逐步淡化，土地的实际经营者将真正成为职业意义上的新农民。
经营制度要坚持开放。经营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坚持开放理念，吸引集聚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包容各类创新。应在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秉承开放融合理念，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其一，在经营主体上，要从农地农民用向农地多主体用转变。坚持地以农民种为主，同时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调动各方面在农业领域创业发展的积极性。
其二，在经营业态上，要从农地生产用向农地多功能用转变。在保障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生产能力、避免“非农化”的同时，积极开发农业的非产品生产功能，发展观光旅游、文化创意、休闲体验、农耕教育、养生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
其三，在经营机制上，要从农地自营独享向共营共享转变。在保障经营主体充分自主权的基础上，鼓励探索发展股份制、共营制、托管制、合同制、合作制、认养制、会员制、订制式、社区支持农业等新型运行机制。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让农业经营更有包容性和弹性，汇集各方面资源要素、发挥各方面优势特长、体现各方面价值贡献，收益由各方面共享。
扶持政策要形成完整体系。这是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对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有重要意义。
其一，强化政策创设。推动投入政策在主产区由政府全额承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补贴政策要聚焦新型经营主体和种粮农民；金融政策要在加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的同时，加大面向农业的机构创新力度，创设面向农民的银行，鼓励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保险政策要本着“扩面提标增品”目标，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提高保费补贴标准，增加农业保险险种，特别是要支持保险公司创设新型经营主体专属的农业保险产品。
其二，强化政策聚焦。聚焦主体，明确将致力于商品农产品生产服务的新型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作为政策扶持的目标群体，不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聚焦产业，重点针对农业调结构和供给侧改革涉及的相关行业和领域，通过政策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增加投入、发展生产；聚焦区域，政策重点向粮食主产区、优势农产品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不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
其三，强化政策落实。中央和地方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关键是抓好落实。要通过绩效考核推动相关部门研究制定落实政策的具体措施办法，总结提炼地方和部门创新政策的成功经验，适时上升为更高层面的政策举措，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建设中国强势农业提供有力的政策保障。
